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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结束已夕阳
?辛桂彬／文
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对我来说是黑色的一天。当天在食堂吃晚餐时，大师兄许有为对我说：“系里让你晚自习到办公室刻钢板。”我私自庆幸组织上让我劳动了，心中升起了种昨被遗弃今被启用的感觉。饭后等到自习的铃声一响，我便准时到了系办公室门口，系支书让我刻写高尔基的“论童话”。这是被批斗后第一次给我工作，所以特别的激动，怀着感激的心情，认真细致、全神贯注的在刻钢板。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人。直到人来到面前问我：“你叫辛桂彬？”才让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两个穿着白色公安服的警察一脸严肃地站在面前。我站起来回答说：“我是辛桂彬。”他说：“你犯了现行反革命罪，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说完拿出逮捕证，让我在上面签字。锃亮的手铐“卡”的一声，戴在了手上。我用颤抖的手握住笔，在逮捕证上歪歪斜斜地签上了名。这两名公安便一左一右将我挟持往外走。我看了一眼支书，只见他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眼光从镜片下瞄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当时我脑中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想，只是一片空虚。他俩将我押到宿舍，将我简单行李书籍一起搬上了吉普车，便呼啸而去。天空黑黝黝的，没有一颗星星，车在冷风中狂奔。车窗外黑黢黢的，到底将奔向何方，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根本不敢去想。最后停下来，警察将我带进一间房子，经过搜身，检查行李，并叫我在搜查证上签名，各种例行手续完备之后，毫不客气地把我推进了牢房。
这是一间十多平米的牢房，一进门一股臭气扑鼻而来。一只便桶放在门边，中间有条走道，两边是土炕，每边炕上有七八个人，都端坐在炕上。新来的，按规矩是睡在便桶边的。我按照规定在靠墙的边上放下被褥。便桶就在头边，一阵阵的骚臭味熏得眼都睁不开。放好了行李，也照规矩端坐在炕上。这时该牢房的“学习号”一开口便对我交代了这一句：“这是另一个社会。”接着问我“带色”没有，弄得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看我不懂，便说：“有血债没有？”我说：“他们说我是右派反革命。”同监舍的押犯都透了口气说：“原来是右派，小事一桩。”
这里真是另一个社会，互相之间不能称名道姓，只能以×号互叫，不能互通案情，不能交谈外面的一切事情，只能各人静坐，回忆，交待“罪行”，向*府交待未说清的“问题”，以求得从宽处理。而提讯都是晚上，在更深夜静的半夜。
几天之后才知道这里是赫赫有名的草岚子监狱，与上海的提蓝桥监狱齐名，是敌特闻名而丧胆的地方。这里关押的全是*治犯，每日坐在炕上，望着铁窗外墙上的日影，来估计开饭时间，牢中每人的希望便是能早日结案，得出个结果。
在这牢房中有的已在押五、六年了，有的是敌伪时期的汉奸，有的是制造惨案的凶手，也有连他本人也弄不清犯了什么罪的犯人。其中有一个是农村的老大爷，因在除“四害”时他说了一句“只要年成好哪怕麻雀吃”就被抓进来了。虽然多次提讯，他就是这一句话。弄得他搞不清楚究竟要怎样交待才算完。
五八年的春节，是在牢中过的，听到高墙外的鞭炮声，想到自己的处境与未来，连当时改善伙食的两片猪肉也无法下咽。这是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五八年六月的一天，将我叫出了牢房，带上了手铐，押上警车，不知押往何处，下车后才知是押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过程很简单，因为一切问题在押期间早已弄明白了，只是完成一套手续而已。开庭后不久便将我送到了北京市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比较有点自由，不用整天关在牢房中，要参加劳动。我被“荣幸”地指定为该监舍的“学习号”，负责组织领导该监舍在押犯的思想改造学习。当时的劳动是书籍的装订，在这里学会了从护页、配页、手装、粗装锁线的一整套技术。
看守所的生活也有所改善，还有文艺活动，当时正提出超英赶美，我还参加了反美的活报剧的演出，也可说是“*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了。
八月十三日，法院到看守所对我进行宣判，判决书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反字第×××号。内称一九五七年加入师大反动社团“底层之声”，积极从事采访，编辑等反革命活动，并在群众中散布“肃反搞糟了”，“反右派是小题大做”等反动言论……借*整风之机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款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治权利三年……”
宣判毕问我上诉不上诉。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就是判个无期也只能是感激*府的宽大，要是不服判决，只能落个死不悔改的后果。所以当时我只能表示不上诉，服从判决。但我的确知道，这一辈子算是报销了。
这一棍真把我打懵了，也把我打醒了。原认为“反革命罪必须是以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的*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行为”，而我在整风中的言行，真的够得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的*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吗？欲置你于死地，何患无辞。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能力和条件呢。我其实是“指九天以为证兮，唯灵修之故也。”
刑已判了，什么想法也没有了，这倒使我可以冷静下来回想一下整风的过程了。
一九五六年，当时正是学习矛盾论，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时候。报上连篇累牍地宣传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结束，今后该是和风细雨的*治环境了”，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中央号召不要做乖孩子。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的《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这些书都促使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们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当时提出的整风是整*内的“三大主义”，*外人士自由参加，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欢迎给*提意见。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在报上表发，使得我们这些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傻小子，以为春天真的来到了。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展开整风运动给*提意见。
一天早上第一节没课。我在宿舍中看书，当天的《光明日报》送来了，上面有我系穆木天老师的一篇文章《我的呼吁》，大意是说师大的整风未能很好的开展，还有一堵玻璃墙在挡着。当时乙班也有几位同学在看，大家一商量，认为应写一张大字报促进一下，动笔写成后，缺乏题目，我提出就写“迎风户半开”吧。大家一致同意，就这样师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炉了。接着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校园。本年级成立了“底层之声”与“苦药社”两个社团。我加了“底层之声”。
都是希望能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将一些我们特别感觉到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能纠正过来，至少也让*知道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于是就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写了，说了，运动也就展开了。这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人的注意，我记得当时有画家郁风，京剧艺术家李少春，剧作家马彦祥等五六位知名人士，曾到宿舍来看望我们，对我们的行动大加赞赏，认为是又体验到“五四”时代的气息。记得当时校*委书记×××曾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说：“这一段时期的整风运动，大字报是百花齐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得到*委的肯定与鼓舞，劲头更足了。在班级的讨论会上对*的发展新*员提了意见，认为班上四年来提出申请书的同学不少，但结果只发展了三个，并且都是*员的未婚妻，我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班级的墙报上题目是“培养*员，还是培养老婆”。贴出后，得到班上绝大多数女同学的赞同，有的说：“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我在班级讨论会上提出五五年的肃反是扩大化，把一些无辜的同学拿来批斗，我也是被斗者之一，结果证明都批错了。有一位香港来校的同学，被批后，趁假期放假回了香港，下学期开学就没有再回校。我说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在运动中对被批斗的同学进行监视，我说这些是违犯了宪法。……也就是这些言行观点，在六月八号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马上变成了反*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一夜之间，我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从年后，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搞的一系列*治思想运动，无一不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止的检查、反省、交代、举、揭发、批判、斗争、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这种运动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制造恐怖心理，制造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输，在摧毁一个人内在个性的时候，使被批判者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
我便是处在这别无出路之中，经历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批判斗争。在人人自危的环境里，具有两面性格的人增多了，一面凭良知支配自己的言行，一面却为促使自己去迎合极“左”需要而攻击他人，伤害他人。而我认为不论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中，做人说话都应有三条底线：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就应该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该伤害他人。我相信当时对我进行检举揭发批判斗争的同学，他们的发言，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三类的是出于被迫和不得已。对我虽有所伤害但也不重。在批判我的场面中，许多场景都模糊了，惟有×××的发言，至今记忆还清淅，他当时义愤填膺，指手画脚，唾沫四溅，指着我的脸说：“你是吃着社会主义的饭，屙着资本主义的屎。”直至今日，半个世纪了，我仍然参不透，怎样能分辨出大便的阶级性。不得不佩服某君的*治嗅觉的灵敏，与阶级觉悟警惕性之高。此君惜已去世，在他未去世前，我曾携我小女乘我弟的车，驱车百余公里，到他家访问，他也曾趁出差之便，到我家回访，我俩是相逢一笑，举酒言欢，但他的“光辉”形象却始终无法在脑中消除，可能是正如普希金的诗句所说：“而那过去了的，就成为亲切的怀念”吧。
从被批斗之日开始，我便成了另类，受到了孤立。往日的同窗挚友，现在视若路人。白天被迫绞尽脑汁深挖犯罪思想根源，交代罪行，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写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材料；晚上躺在床上，扪心自问，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弄得自己都否定了自己，怀疑自己真的是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了。
宣判几天之后便被押送到北京监狱服刑（清河袜厂），这是一个生产“金双鸟”牌的袜厂。从原纱进厂到煮炼－丝光－晾纱－拨纱－染色－导纱－织袜－锁口－烫熨－检查－修补－叠配－整装。这些工序，除锁口是由女犯操作外，其他工序，在这十年中，我几乎都尝遍了。所以对袜子来说，比起一般人来，可称得上是专家。
狱中的生活，倒是平静的，因为已知道自己的结局了，也知道日期了，就只有一天天的算还剩多少天了，真正体验到度日如年的滋味，那的确不好受。劳动强度不大，伙食也过得去，尤其是有外宾参观时，那天的伙食是特别丰富的。最难受的不是身体上而是心灵上、思想上的。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最崇高的欢乐在于思想。人最大的耻辱，就莫过于思想的权力被剥夺，人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思想被压抑。而当你一进到监狱，管教人员首先就是要摧毁你的自尊心、自信心，你的人格，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外，还要伴随着每天的“改造学习”。人人都必须神态严肃地表态说：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立场，观点，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真像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似的，精神受到严重折磨。这时，也只有这时才算是真正体会到“人生识字优患始”的深刻含义，才会衷心的羡慕白痴，精神病患者，因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人。
六〇年实行粮食定量，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吃的还是粮食。浮肿的，便秘的大有人在。每日收工后最大的享受便是“精神会餐”。当年我被临时调到团河农场种秋菜，因吃不惯高梁米，弄了个胃穿孔，疼得在菜地里打滚。随去的医师拿碘酒给我吃来止痛。但我仍然是疼得满地打滚。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监狱长来团河视察，我得以坐他的轿车回到监狱。医生说，这是典型的胃穿孔，再迟几十分钟就真的完蛋了。连夜全身麻醉动手术，作了修补，一个星期便下床活动，前后十天便出院了。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后连白砂糖都没有一点，也真算是命大。
在监狱中曾给同班的汪敏同学写过明信片（因狱中不让写信），企图告诉她我的行踪，并向她要一床被套，但却石沉大海，渺无回音。直到八二年才知道我的明信片，被她校的*支部干事扣压了，并以此为凭证，认为她还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往来，对她进行了种种歧视，刁难，迫害。她本来在包头一中工作，藉此将她调到中蒙边境最荒凉，条件最差，生活最苦的地点去受折磨。这对我来说，是负上了永远无法赔偿的债务，内心的愧疚直到今天还无法消失。
文化大革命中，监狱成了保险箱，整天整夜听到戏曲学校的高音喇叭，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生活也停顿了，我被抽出来弄宣传，搞红色海洋，在监舍的墙上，用红油漆大写毛主席语录一次我在墙上写四平方一个字的语录，从早上到中午只写了半个字，被教员看见说我在磨洋工。我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个字顶一万个字，我半天写了半个字，不顶五千也顶四千字吧？这算磨洋工？”他只好瞪我一眼走开了。一直搞到六七年十一月离刑满还有一个月，被调到了出监队。都是刑期将满的犯人，集中起来，学习些出去后必须遵守的事情。我一到出监队，队长便对我说：“辛桂彬你以后还敢闹事吗？”我说：“一失言成千古恨，今后再也不会闹事了。”他说：“这就对了，今后就本本分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总算熬到了刑满这一天，这十年中曾经绝望过，因为一想到自身的处境，社会上的看法，对亲属的影响，以及今后的人生道路，会被永远压在阴山下，还要被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想到这些不寒而栗，失掉活下去的勇气。但一想到那就是所谓“自绝于人民”，准则不能变，否则一切都将糟糕不堪，我就不相信这种人*颠倒的社会能长久下去，我就要活着看个究竟，我相信历史总会有还我清白的一天，正是这种信念，支持我熬了过来。
出监后被遣送到清河农场茶淀分场就业。该分场是种小稻的，劳动强度相当大，举几个数字可见一般，拔秧一人一天定额一分地，插秧是一亩，割禾一亩。当地是盐咸地，需修排水沟，一天定额十八方土。一到插田时，吃午饭都累得趴在地上吃，有一个教授给他儿子写信，叫他要继续学好外语，就被斗了，说仍然崇洋媚外，要儿子学外语，就是想当里通外国的特务，被狠狠地批斗了两天。
另一个是谈话时说了林彪的名字，这也是罪状，林副统帅的名字，是不能乱叫的，更不是这些人有权叫的，这是对副统帅大不敬。当时我被指定为批判的发言人。并要求尽量上纲上线，我也只好加大帽子，毫无具体事实的胡说一通。我想当年整风时，班上的同学对我的批斗，怕有不少也是与我现在一样，不得不为之。
六九年战略疏散，又被押解回广西柳江县露圹农场。从北京押回的有二十余人，都是刑满就业的。一到农场在检查行李时，见我有一大箱书籍，管教人员说“现在只要有雄文四卷，就什么都有了。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影响你的改造，一起没收了。”可这一箱书是我大学四年各学科的讲义，参考资料及听课的笔记，是我大学四年学习心血的结晶，就这样眼睁睁地被拿走了，连一部辞海也没能留下。接着将每人身上的全国粮票也收去了。这才让我们与服刑的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犯人没有两样。该场有个糖厂，以种甘蔗为主，到收割甘蔗时，每人每天的定额是连砍带捆运到田头过秤是六千斤。挖土方定额四立方连挖带运到五十米外。我计算过，一方土要挑三十八担。
七十年代以后，农场逐步清理刑满人员遣送回家。一批的走了，而我却一直未动。我从小就无母亲，在生我六十天后，母亲便因病去世了。我连母亲什么样都不知道，我是由祖母与伯母带大的，继母是在我七岁多时到我家的。父亲已七十高龄，弟妹也一大群。我离家二十余年，的确很想回家了。我知道要想回家，需要家中与当地*府同意接纳才能回去，我便写信回家探探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当地派出所曾到家中征求意见。结果是家中不同意我回去，来信说是弟妹们不同意我回去，继母也在信后写上，“我也不同意你回来”。这对我的打击比宣判十年还重，因十年后还有个盼头，而这一下什么都没了，只能在劳改单位终其一生了。这下逼得我不得不最后表态了，我回信说不管你们接不接受我，我都是辛家的子孙，今后死在农场变成孤*野*，仍然是辛家的*。这信发出后，经过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与邻居的劝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终于在七五年回到了桂林家中。
本来十年刑期早已服完，剥夺*治权利三年也应该在七〇年就恢复公民身份，但现在回来却仍然戴上帽子，是黑五类，受群众专*，每日要扫街，见到熟人亲友，只有旧帽遮颜，无脸见江东。
由于我的原因，继母的街主任职务被撤销了，弟妹们的升学就业都过不了*审关，对家庭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们不欢迎我回来，我也能理解。现既然能回家了，就只有处处小心，看脸色行事，回桂后靠做临工维持生活。干过扛包，卸煤，泥水小工，拉板车等等，反正都是粗活、重活。而计件、工资高的不让黑五类干的，能干的就是计日的，每天工资一元三角六分，真是边干边想哭。
七九年才获得平反，前后受了二十二年的专*磨难。一纸刑事再审判决书便打发了。说是错判，现免予刑事处分，但却实实在在一天不少的蹲了十年牢房。未得任何的补偿，连一分钱也未得到，还得从心里谢主宏恩，实在无法理解，这“免予刑事处分”六个字的意义何在。真是“不冤枉一个好人”，要冤枉就是数十万人。唯一得到的后果就是吃了整整十多年的玉米窝窝头，使得我的血压、血管、血糖、血脂都正常，从五七年到今，六〇年胃穿孔住院，七二年在露圹加夜班抬石块，小腿骨砸断住院，九三年因急性胃炎住院，这半个世纪只住三次院，平时连伤风感冒都没有，这大概是苍天对我的回报，让我多活些岁月，多看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等是人生收获吧。
平反后由于我的申请，经母校分个名额到桂林，我才获得到中学校任教的机会。在评职称时，因实际教龄不到十年，不能评高级，只能评一级。有的同事说：“不是你不服从分配，不教书，是不让你教书，这样评法你不是太吃亏了？”我说：“整个命运都赔进去了，还在乎这职称！”我仅干了十年，到八九年初便退休了。
执鞭从教仅十春，不爱逢迎不慕名。
三尺讲台酬壮志，一支粉笔寄深情。
夜阑好阅案头卷，晨静惯闻读书声。
孺子成长便是足，哪管宠辱与浮沉。
退休后不少朋友邀请我去上课，都婉言谢绝了，我要补偿失掉的岁月与欢乐，我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与国画。当然不准备成名成家。但看到学有所获，自我欣赏，也是种享受，家里人说我退休了，比上班还忙的确是这样。
老来偏为书画忙，离讲台，进课堂。抖擞精神分秒惜时光，翰墨丹青骋驰乐。酬昔愿，此时偿。
莫道天际已斜阳，胆宜张，眉须扬。勤作书画晚节芳，自信勤劳能益寿。添干劲，斗风霜。
我还参加了市老干局的“常青艺术团”。经常排练节目，到各地演出。九六年曾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中老年健身舞比赛，获菊花奖。还到过长沙、南宁，柳州等地去参加演出，退休后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日捧佳作研讨，有时信笔抒怀。任我知我老书呆，人各行其所爱，
不嗜云烟茅酒，最欢麻将扑克牌，歌舞乐事自安排，兴寄丹青墨海。
我直到八一年才结婚，现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并都有小孩，我现已享有含饴弄孙之乐。在成就上，事业上，学业上比起班上的师兄弟，师姐妹来，是最没出息的一个。谁之过欤抑谁之罪欤？连我也说不清了。
我所以想写这些东西，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半个世纪我是怎样过来的，回忆有时是幸福的，有时却是痛苦的，但不能因为痛苦而割断回忆，每当我忆起这充满灾难，充满屈辱，夹着尾巴当狗的日子，每当我揭开这血淋淋的心灵伤疤的时候，并非是让痛苦成为压迫我沮丧的包袱，更不会整日地泪眼涟涟，而想说明当一场反右浩劫来到，五十五万余人沦为右派，五十五万余家庭遭到不幸，牵连更是铺天盖地，我倒霉入狱不到而立之年，刑满已是不惑之日，到恢复人的尊严时已到知天命的时候，退休是耳顺之期，而现在却是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夕阳*昏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年到喜寿复何求，夕阳人生自运筹。
窗前书画怡情趣，灯下读史觅源头。
高歌一曲抒胸臆，翩翩起舞展风流。
不为名利去钻营，优哉游哉度春秋。
年10月30日于灯下
本文选自《不肯沉睡的记忆》，俞安国，雷一宁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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