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竹树脚教堂）
虽然心里面早有所预备，但当事情的终局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无法做到真正接受。
父亲在3月23日晚上九点突然病发，肚痛难忍，瘫在床上。我们无法判定病症。大约十点，父亲呼喊要喝牛奶和吃止痛片。彼时神智已经不清，说话开始糊涂。我和母亲想叫，父亲拒绝，医院没用。医院和体检，不过因为他身体一直很好，小病静养即可度过，所以一直放任自流。将近九点的时候，病情愈发严重，我看再不送院不行了，赶紧call救护车来接家里接人。我和医生一道把父亲抬上担架。出家门时父亲的手紧紧扒住门扶手，不让我们出去。现在想来，也未知是父亲有预感自己再也回不到这个地上的家，还是他仍医院的执念。父亲送院前、短暂意识清醒的时候，对我说：“如果这次这关能过，对你妈妈也好，对你也会更好，我的性格以后也会变得更好”。
医院的路上，我还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以为最多只是胃穿孔或者肠痉挛。疫情期间，以邻为壑，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绝，父亲过往的交游和活动大多停止，基本上整天呆在家里。食量有所减少，偶尔腹痛，呕一些隔夜的饭菜。他总不以为意，只说是肚子胀气。医院前几天，偶然和我聊到“中年男人到58岁需要渡劫”，我还当是玩笑。未曾想一语成谶。病发前两天，父亲又感不适，他主动邀约我和母亲去健康步道和鸡鸣寺散步——听后来来病房探访他的朋友说，父亲也曾经在朋友圈宣称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去寺庙走走就好了。
父医院的感觉，我们不得而知。父亲有他自己在观念上的执著，作为家人和晚辈只能尊重。医生埋怨医院，我当然无法回应。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敢放开。父亲生前反对大开刀，周围有亲戚或朋友遭逢大病，也是劝说以保守疗法和心理调适为主，不要伤筋动骨。可当时的情形是人已经接近休克，体内正不断失血，医生说不立刻实施手术，顷刻就会没命。甚至不能保证下得来手术台。我只能签署同意手术。
手术时已是凌晨。我和母亲、姑姑、姑丈在手术麻醉室外焦急等待。中间主刀医生叫母亲进去室内观看了手术切除部位的状况。母亲出来以后脸色苍白且腿软。我们即知不可能是胃穿孔这么简单的事情了。手术结束后，父亲马上推进ICU重症监护室。彼时将近凌晨四点。只能先回家。医院听ICU的管床医生汇报术后情况。我和母亲坐在车上，默然无语。过往我们和父亲一起散步的熟悉的街景迅速后退，一种巨大的恍惚感，让人感到生命和时间被无限挤压和破碎。
之后十四天就是一个循环、重复的过程。每天早上9点之前到ICU门口，听取医生汇报病情发展。然后心情跌落谷底，但仍试图从医生的口中和护工的描述中寻找一丝好转的迹象。父亲在ICU呆了十四天，刚好等于一个新冠肺炎隔离期。疫情缘故，医院为防止交叉感染，家属、朋友、同事不再被允许探视。我们和父亲唯一的交流手段，就是托管床医生带话安慰父亲，以及请护工把家人的照片、卡片、视频带进去给父亲看。
我不清楚父亲在ICU的十四天里是怎样的心情。ICU病房是没有时间感的一个地方。父亲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我们亦不知父亲不清醒的时候是睡了还是昏迷。ICU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身上插满各种维持生命体征的管道，双手用束缚带绑住以防止病人躁动、拔管。身边躺着的病友，可能是重度抑郁症、可能是失恋自杀、可能是失能老人、可能是意外车祸、可能是高空坠楼或者其他种种重症。有的病友呆一两天就转普通病房了，有的病友可能就永远出不了ICU。通过主治医生、管床医生、护工的每日口述汇报，我们都做好了父亲出不了ICU的心理准备。
父亲很坚强。在亲人的鼓励中，挺过了ICU阶段。即便医学上的诊断和判定很明确、并未显示任何病情为可逆的迹象。但至少父亲能够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见见家人、朋友、同事，得享我们的陪伴。于今我仍反问自己，如果当初父亲病发，我不把他马上送上手术台，就让他这样自然离去，是否会更加好？但想到父亲病发时浑身抽搐、语无伦次的痛苦样貌，我实在不忍心就这样放弃而不选择搏上一搏。
ICU期间，管床医生许医生以及两位护工陈老师和张老师，对父亲很是照料。在病情不可逆的情况下，身体护理和心理疏导的工作，已然比治疗更加重要。他们对父亲和我们家属的开导，让人感到医者仁心，我铭感五内。中国医患关系矛盾之所以突出，有一个原因也在于医生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只知把精力投注在“病症如何治愈”上，而忽略了“病人实际如何想”。对于处于终末期的病人而言，无法以生命影响生命，给予病人及家属安慰的医生，或许还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但绝非一个好的灵*摆渡者。在父亲住院这段时间里，这两类医生我们都见识过。
父亲转至普通病房，并不代表病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我们都已知道，医学上的诊断是明确的、医学技术的局限性是可见的、父亲的身体状况是不可逆的。我们只是抢回来一些时间，好让家人、朋友能再陪伴父亲一阵，给予他心灵上的宽慰以及克胜死亡的勇气。我们和医生虽未明确告知父亲的实际病情，但从亲属强掩哀伤的表情、朋友欲言又止的神态以及医生之间的窃窃私语，父亲应该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进展到何种阶段。最开始几天，亲属和朋友来看望父亲，都还是普遍取乐观主义的心态，鼓励父亲战胜病魔、早日走出病房、继续泡茶聊天。渐渐父亲对此的回应不再热烈，我就开始阻止亲属和朋友讲这类话了。我想当一个人注定要面对那个终局的时候，有心理准备，比没有心理准备、盲目乐观要更好。过往的宗教训练告诉我，一味采取回避、淡化、盲目乐观的心态，当终局猝然降临的时候，人面对生死之间的大恐怖，是很难刚强壮胆、坦然面对的。也就是这个时刻我开始更多和父亲谈福音的问题。
由于我曾在神学院读书的缘故，父亲对基督教也算颇有了解，也颇有好感。当然他的了解和好感，比较多还是宗教社会学、*治哲学、教会史的维度。比如认为基督教有利于提高国人的忏罪意识、增加中华文化品种、助力民主宪*等。其实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外延，而非本质。是福音的衍生品，而非福音本身。父亲是传统知识分子，受佛教的影响或许更多，但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愿意听闻福音，这真是神的恩典。
在ICU的时候，我已带领父亲做了决志祷告。他没有拒绝。医生拯救肉体，基督拯救灵*。人有局限性，神则有大能。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感谢主，在普通病房的第二天，钟宅教会的周煌煌传道和*珍娜姊妹来到病床前，根据教会年的传统，为父亲施行洗礼，藉由与基督同死同生，而得到复活和永生的保障。
父亲病重这段时间，教会给予我们家很大的支持。我在神学院的同班同学、竹树堂的庄仰明牧师亲自到病房为父亲的平安而祷告。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忘年交，曾厝垵教会的蒿志强牧师，也到ICU为我父亲祷告。基督徒作家李秋沅也来到病床前，带领我和我父亲、母亲一起祷告。我的好友、沈阳天主教教区的冯进学神父以及神学院同学、医院驻院牧师孙岩也在那段时间给予我很多有关病人属灵陪护和临终关怀上的指导。教会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为父亲祷告，给予父亲和我们家属很大的平安。祷告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力量。我们祷告不为着人的目的，而是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都会加添给我们了。
父亲在ICU的时候已经不太能够说话了。由于感染性休克的原因，导致他的右半身活动不便，连带自主呼吸功能也受损。我们能感受到父亲急切想要对我们表达什么，但是声音只到喉咙就发不出来。加上身体极度虚弱，他尚能活动的左手，也无法通过握笔写字给我们传达任何意思。父亲与我们的沟通，局限于微弱的点头、摇头和眨眼。然而我唯一一次能够清楚听到父亲说话的，就是我问父亲：“教会的周传道来为你洗礼，你愿意吗？”。父亲明确发出了“好，好”的声音。这是这段时间我唯一能够辨识出来的他的话语。在父亲神志尚清醒的几天，我每天给他读《圣经》。在他开始陷入深度昏迷的时候，我就只在他耳边轻声唱赞美诗或福音歌曲，比如《奇异恩典》、《天父美善力量》。我们看到父亲有流泪。
他一生帮助过的人非常多。我们没有扩散父亲病重的消息，还是有很多人从各种渠道打听到父亲的病房号，来看望他。我并不能完全了解父亲的人生经历，但看到这么多人感念他的帮助，很受震动。有他早年帮助过的作者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他；还有家长特地带着他们的小孩子来看他。父亲神志清醒的时候，会勉强挤出笑容招待朋友，过后又陷入昏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启宇老师和邹家梅老师。他们未进病房已经泪流满面，情绪久久不能平静，强忍悲痛和父亲说鼓励的话。他们一位是父亲的长辈，一位是父亲的晚辈，于他们亦师亦友。父亲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让他们铭感至今。我过往不能了解父亲，藉着这段时间父亲朋友的回忆，我才知道父亲作为我父亲之外的人生面向。
18日晚，父亲病情已经危重。他体内器官的失血比导管输进去的血还多。整晚我都在父亲床边看着他，握着他的手，和他轻声说话，跟他回忆过往的日子，向他表达亲人和朋友对他的感念。父亲偶尔面向我，点头，似乎在回应，似乎很欣慰。然后又睡去。彼时呼吸已经非常急促，血氧饱和度、血压、心跳等各项指标都在边缘。亦陷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时而妄语、时而昏迷的状态。基本上每半小时要用导管深入喉咙或鼻腔进行吸痰，才能帮助他进行十分微弱的心肺自主呼吸。18日整天，父亲都长时间出现“点头样呼吸”。我知道父亲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和阿姨赶来的时候，父亲的心跳，以个位数缓慢下降。一切已不可逆。我帮父亲撤去了呼吸罩。根据之前和医生商定的诊治方案，不进行任何最后的有创抢救和介入性手段，如气切、胸颤、电击等。我握着他的手，母亲摸着他的头。我在他耳边轻声告诉他——不要忧虑地上的事情，不要顾念尘世的一切。我们家人都爱他。我也爱他。感谢他走进我们的生命。现在已有一个更美好的住处就是天家。要跟着大光走、跟着耶稣基督走、让主帮助他；父亲最后走的很安详，容光如同在世的样子。我知道父亲已经卸下一切的重担，息了地上的劳苦，去了天上的乐园。
需要说明的是，在医学诊断非常明确、病情确实不可逆的情况下，经与医疗团队的讨论，我们决定不进行过度的介入性有创抢救，因为通过各种医学手段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一个小时、十个小时，是没有意义的，反而可能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在不刻意加速死亡也不刻意延长生命的前提下，采取姑息治疗、临终关怀、安宁调养以及宗教信仰相配合的方案，尽最大努力提高临终的生命质量，给予亲情友情的人间温暖，而非通过机械仪器强行延长病人本已苦痛的生命长度。这并非是放弃治疗，而是最好的治疗。
在他最后的时刻，家人都在。我们环绕在他的床边，静静地看着他。只来得及通知一位父亲的老朋友，就是李启宇老师。我们随后通知了三一堂和竹树堂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赶来帮父亲擦身、更衣、并做了简短的安息礼拜。我们唱着闽南圣诗，送别父亲回归天家。虽然此世不能再见，但在天家，我们还会再聚。再见，还会再见。
永失我爱。我的内心当然悲伤。从进手术室到ICU再到普通病房，我没有在众人面前留下一滴眼泪。夜深人静，我握着父亲的手，看着父亲沉沉睡去，轻声和他说我为人子在过往对他的亏欠、误解以及感恩、不舍，曾经泪如雨下。父亲似乎有所感觉，转头来看我，我就埋头把泪水擦干。在父亲的面前，我当呈现作为门徒应有之样式，这既为坚定父亲在人生阶段选择的信仰，也是为给父亲传递我们的主赐予信他的那出人意料的平安喜乐。
（与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摄于健康步道）
在安息礼的尾声，教会的兰牧师请家属代表对父亲最后说几句话。我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情绪，任由眼泪流淌。父亲啊，你已归天家，天上之家是极美好的。你不要顾念地上，不要顾念我们，甚至也不要顾念我。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只是羁旅过客。你的愿望我会帮你去实现，我会替你丈量你未踏足的土地，你的人生信念、你对社会公义的执著，我会帮你承继。我会祈求天父上帝，在此世继续当你的眼、你的脚；你也要在天堂为我祈祷，祈求天父做我的杆、我的zhang。父亲啊，那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了，该走的路你已经走过了，该守的道你也守住了。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你存留。
在护理父亲这段时间，医院的医生、护士、护工，包括我们的亲属、父亲的朋友、同事，都曾向我询问过基督教信仰。我想父亲最终选择皈依耶稣基督，应该不仅仅是为了迁就家人的意愿，而是在人生最大困境前做出的出于自由意志的真实选择。上主拣选父亲作为祂合用的器皿，来为闽南传统知识分子做见证，或许自有他不可测度的美意。
父亲的呼吸停止之时，当班的护士眼里带泪。她留着泪为父亲解开束缚带、衣服锁扣，并除去身上各种输液的管道。在我们推着父亲离开地上之家最后一站——病房的时候，这位护士轻声对我们说“节哀”。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医者对人生命的尊重。在这样的病房里，医生和护士见识过的类似生离死别也非常多，有时候心理已经被锤炼得近乎麻木。我们彼此非亲非故，她能如此纪念她职业生涯中护理过的无数病人中的一位，无数过客中的一位，让我感到十分感动。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是不是基督徒。但我谢谢她。
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理应不畏惧死亡。我们在世上有患难，在主里面却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基督徒向神祈求、祷告，不当是要命令神按着自己的所想给予这个、给予那个。而是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苦难中仍然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在此之后，我会和家人以及父亲的朋友，商量出版纪念文集的事情，名字初定《苇声依旧》。征集与我父亲有关的交往经历、往来书信、照片影像等。会组成编委会组稿出版。父亲的肉体虽然已经不在世上，他的痕迹仍然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永失我爱。我还需要一些时间举哀。请大家记念我父亲。如同我父亲一直记念着你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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