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辛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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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上篇晋陕蒙调查报告《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与土地规模经营》中，依据农村迁移人口长期落户城市的制度路径，把城市化区分为三种类型：将发达国家那种不设制度藩篱的乡-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式的城市化。相形之下，把中国*府将特定群体和部分农区及居民划归城市的举措，视为行*性城市化；将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扎根城市的方式，视作自主城市化。
迄今，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呈现为“代际接力”的进程，其间至少包含三代人的努力：留守村庄一代做后盾，打工一代供子女上学，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一代扎根城市。迁移劳动者及原生家庭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开支，竭尽所能投资于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的是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实现整个家族的向上社会流动。显然，他们的行动目标与整个国家的减贫目标一致。那么，消除城乡户籍居民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获得权方面的不平等，或者说消除隐性的城乡分隔，即可凭借农村人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稳固的减贫之效。
乡-城人口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状况。继而引发农地和房屋等资产的产权流转，导致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强化、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及行为理念的城乡交汇，留守人员亦向本县城、本乡镇和本行*村内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迁移。在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大潮中，农村地区的人口聚居与公共服务集中供给相互促进，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管理资源的节约；另一方面，迁移人口进一步付出了家庭结构残缺及生活成本增高的代价[2]。
如此剧烈的社会变迁，是怎样地影响老人、儿童和女性等脆弱群体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命运？对于保障和改善脆弱群体的福祉，乡村社会已有哪些制度安排？还有哪些薄弱或空白之处需要弥补和强化？年9月，我们一行三人在山西、内蒙和陕西交界区的农村调查，部分地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本篇特选如下案例予以说明。[1]经拙文上篇的读者指正，遵从调研地区的常规简称，修改调查报告副标题。在此，特向批评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2]参见朱玲、何伟、金成武，，《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养老照护变迁》，《经济学动态》，第8期。
一、与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相关的县域内居民迁移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下乡调查，无论进入哪个村，总有一群小孩闹嚷嚷地跟在身后。近20年来，这种情景悄然消失。受访村民都清楚，村里儿童数量明显减少，一是因为以往计划生育*策的推行使得生育率骤减；二是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随着育儿成本的上升而下降；三是儿童跟随外出谋生的父母迁移；四是学龄儿童由长辈陪同去县城、镇上或其他城市读书。
我们在与右玉县*府职能部门座谈时得知，近些年来村庄人口净流出。例如，年丁家窑乡白家窑村的常住人口为，到年仅余13人。人口净流出的结果，是全县的自然村从个减少到年的个。与此同时，中小学布局亦发生巨变。4镇6乡1个风景区当中，仅3个镇有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分布在县城。我们在入户访谈时也注意到，村民为陪伴孩子上学而迁居已成常态。9月11日，我在右玉威远镇康平村遇到的李女士，就有这样的经历。
右玉县康平村：老龄化的村庄不易见到少妇幼童。坐在阴凉地的王先生57岁，不久前因胃穿孔做手术，总费用1.6万元。个人交元，新农合给结报了其余的医药费。如今他和夫人每天在家门口为一家蔬菜公司拣选香葱，日收入20多元。李女士是方家堡人，那里距康平村10公里。她54岁，初中学历；丈夫57岁，小学毕业。她家有三处住地，方家堡村的房子只是偶尔去住住，因为家里还有30多亩地。地里主要种洋芋，一亩地的毛收入最多元。儿女到县城上学时，她和丈夫便相跟上打工并照顾孩子。在县城租房两间，面积50多平米，每月租金元。孩子们中学毕业外出后，夫妇俩就只租25平米一间，每月租金元，时不时回去一趟。李女士在康平村的住处，就在新建的爱心超市的套间，面积也是25平米，明亮整洁、温馨舒适。她是应聘来爱心超市当管理员的，一年收入元左右，丈夫仍在县里打工。李女士还在超市院子里种了几畦菜用于自食，菜地需要施肥时，她便找养羊户给些羊粪。因为用量少，对方不要钱。康平村超市（电子商务服务站）：院子里是受访管理员李女士种植的蔬菜。如今李女士的一儿两女均已成人，最大的30岁，最小的26。三个孩子都在外打工，有的在太原有的在右玉县城。30岁的女儿已经出嫁，那日带了孩子来看望母亲。李女士说，小外孙不到4岁，明年（）就去县城上学前班。她和丈夫之所以到目前还未买房或盖新房，就是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买房买车再带办喜事，一共得50多万元。她们夫妇一点儿都不敢松懈，必须继续离村打工。
为了尽可能让学童获得优质学校教育，有的家庭不仅放弃“三代同堂”，而且还全家总动员，分居于不同地方，以便实现收入增长及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多重目标。一位家在山西垣曲的京城养老院护理员W女士告诉我，老家的村小年撤销。她丈夫的哥哥因采石场事故去世，嫂子用将近1/3的赔款（15万元），在县城买了一套面积80平米的二手房，和婆婆一起带着儿女到县城上学，公公则留在村里种地（曾在化肥厂做工，每月退休金0多元）。嫂子先后在县城和北京打工，不到三年也意外身亡。W女士一手操办后事，成了这个扩展家庭的“顶梁柱”（婆婆的话语）。
年，侄儿去部队当兵，年复员回乡。目前，侄女（16岁）正在上高中。W的小女儿也在婆婆那里吃住，每月花销最多~元。她的大女儿在运城工艺美术学院上学，每年无息贷款元，足够交纳学费及其他，W只需每月给大女儿0元生活费。考虑到侄儿归来需相亲婚配，大嫂留在县城的房子肯定不够住，W于年在县城买了一套90平米的二手房。房价23万元，其中除了她们夫妇的积蓄，W的娘家给了2万元，婆家给了3万元，她还从姨姨家借了2万元。
W家的积蓄皆来自夫妇二人在外打工的收入。丈夫在建筑队当架子工，如果有活儿，一个月能挣~元。若找不到活儿，则无收入。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建筑队有两个多月没活干，直到年5月才进入太原工地。相形之下，W女士自年打工以来，虽然换过4次工作，但岗位都相对稳定，例如餐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住户家*服务员（保姆）等等。
年初，W听本村熟人说起，县城养老院护理员工资每月0元，北京的工资要高得多，而个人日常支出大致相同。于是便跟了熟人到京城的养老院做护理员，每月工资收入4元~元。她打算，趁着公婆生活尚能自理，在京城干上几年，攒钱还债并供孩子上学。她只有两个女儿，不像养儿子的人家那样必有大额花销，而且她也没想嫁女的时候向男方要一分钱。
山西案例显示，人口自主流出与学校撤并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促使村庄居民向县城集中。至于村庄幼儿园和学前班的设立，则与特定年龄组的人口规模相关；同时，还取决于村庄住户基于自家经济水平及人力状况的选择。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心村高书记提供的信息，也说明了这一点。
树林召镇是达拉特旗*府驻地，距离东海心村6公里左右，车程约10来分钟。高书记有一儿（26岁）一女（10岁），女儿小时候给送到镇上幼儿园，接着上学前班，年上三年级，都是高书记开车接送。女儿上幼儿园时，一学期交费0~元。年的价格为~元一学期，加上保险费0元。学前班的费用和幼儿园差不多，小学属于义务教育，费用反而大为降低。东海心村50%以上的户籍人口外出，没有办幼儿园。相距大约4公里的林原村有将近80%的户籍人口常住村中，设有一个幼儿园。
如此看来，一些教育*策研究者提倡“一（行*）村一（幼儿）园”，或许忽略了村庄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迁。在儿童数量减少的趋势下，单纯按行*村区划部署学前教育机构，或许既难满足村民的教育需求，又导致公共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倒不如顺势而为，兴办联村幼儿园和学前班，并由中央和地方财*共同出资，为入园儿童的家庭提供交通补助。
进一步讲，为了减轻农村地区“撤点并校”带给家庭的新增通勤成本，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获得良好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普惠性的通勤补助制度势在必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已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年，我们课题组走访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长岗村时得知，自从本村小学合并到3公里以远的双岗村小学，村委会即出资雇用大巴车免费接送小学生往返学校。常住本村的学生无论是否拥有当地户籍，享有同等的免费乘车权利。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大多不具备白云区所辖村庄的经济实力。若要在这些地区推广如此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制度，中央和省级*府的财*支持无疑不可或缺。
二、中心村落的公共服务和人口聚集
改革开放前的乡*府驻地，一般即为乡域内的中心村落。不但设有社会经济服务网点，而且还承担集市功能。近40多年来，绝大多数乡*府驻地或转变为小镇，或发展为中小城市。行*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办公地点，往往设在区位相对有利的自然村。出于节约管理成本的考虑，村小学、卫生室、图书室和老年活动站等多种公共设施也随之聚集于此。这样的自然村，不言而喻地成为行*村范围内的中心村落。
榆阳区井克梁村新建搬迁小区牲畜圈棚
井克梁村新建搬迁小区我们此番西北行中见到的中心村落又新添了几抹亮色：其一，村内移居搬迁。在行*村自有土地范围内，山西右玉的大堡村和杀虎口村整村迁移到现址。陕西榆阳区南部的柏盖梁村则不同，村委会利用异地搬迁、危房改造等多渠道扶贫项目资金，再加村民自筹款项，组织工程队在中心村落的阳坡开辟平地围院盖房，将散居在山梁沟坎的户农家，从四面八方集聚一处形成新的住宅区。位于榆阳区北部的井克梁村也有部分住户搬迁，为的是避开煤矿采空区。矿业公司出资在沙滩地上建新村，经第三方评估每户补偿27万元，居民迁新宅，牛羊入新圈。
榆阳区柏盖梁村搬迁户的厨房和卫生间
无论何种原因搬迁聚居，住宅基础设施的改善显而易见。集中供水供电排污及连结互联网和公路，因成本远低于散居而得以实现。网上常有批评者议论，如此整齐划一的居住区建设，毁坏了村庄的历史风貌。但此类批评者可能未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