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走了以后，我被关在机关办公室里学习、交代。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不“提审”我的时候，我就看看书。那时报纸不许看，能看的就是一本“毛选”。
有一天，*管会的一个人（原来也是中南局宣传部的）来找我去，通知我，李普胃穿孔，动了手术，医院里，已经三天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经我再三要求去看看，他们同意派一个人跟着。我完全医院的。昏昏沉沉，还作了思想准备，心想这次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
李普在中山医学院第一分院，医院，我原来很熟悉的，这次跟在监视我的人后面走，完全不知道是哪一座楼。只知道走到一座楼上，那人说：“到了。”这不是病房，而是病房的走廊。走廊里搭满床，躺满了病号。我意识到李普就在这些病人中间，急忙用眼睛搜索，很快我就看到了李普。他躺在靠里面的一张床上，旁边有一个人守着。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他。他本来消瘦的脸，现在更瘦了，而且苍白得可怕。他看见我，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又惊奇又欢喜，突然有了一丝笑容。
我强忍着眼泪，不愿他看到我哭，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忙问他手术情况怎样。他告诉我，胃穿了孔，开了刀，没有切除，补了一下。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微弱。我说“现在情况怎样？”他说：“还好，不要紧。”这显然是安慰我的。
本来有一个人监视着他，再加一个人监视着我，两个人虎视眈眈看着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只有各人心领神会。他说：“我好。”这真是最平淡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懂得这是在互相鼓励对方坚持下来。
监视我的人催我走了。在他看来，原来说好只看一眼，现在已经让我们讲了几句话，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恋恋不舍地走了，两次回头看他，那苍白的脸，灰白的头发，我的心突然抽紧了。走出走廊，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偷偷地擦了一擦，又昏昏沉沉地跟着监视我的人回到机关。一到房间，我往床上一躺，全身都软了，瘫了，只有那苍白的脸在眼前晃动。
过了几天，*管会又找我去了。我怕极了，心想，这次李普怕不行了。还好，他们告诉我，李普出院了，因为刚动了手术，医生说不能吃食堂的饭，食堂又没有人手做病号饭，要我做，一天四顿，要容易消化的。
我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应该把他穿孔部分的胃切除的，为了要他“交代问题”，只给他补了一下，早早出院，继续交代。
我本来很乐意接受这个做病号饭的任务，由我来做，总会比食堂做得好些。但是当我开始做时，我却真的发愁了。
动了这么一个大手术，总应该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可是我没有钱。而且，当时鱼肉之类也极难买。做每一顿饭又只给我一个小时，买菜，生炉子，做饭，全在这一小时之内。我开始煮了点稀饭，打一个鸡蛋在里面，以后又做一点挂面，放点青菜丝。以后越来越难了。我要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买菜，到家赶快生炉子。那时没有冰箱，每天的菜现买，没有煤气灶，要把煤粉做成煤饼，再用木柴引火点着。再加上没有钱，我每天为这四顿饭愁得不行。
那时我和萧殷合住，没有厨房，炉灶就放在廊檐下。那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发愁，来了一位大救星，那是吴阿姨，原来给我们家做饭的。那时全都不让用保姆了。吴阿姨已由*管会介绍去带三个孩子。孩子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
吴阿姨问了我的情况，她想了一想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说：“怎么办？”她说：“你去同*管会讲，这病号饭你做不了。人是他们抓的，要他们管。”我说：“这怎么行呢？谁知道他们给李普吃什么。”她说，不是真的不做。据她了解，食堂里人手特缺，没有人做病号饭。“他们一定还是要你做。等他们求你做，你就说只有让我帮忙，你才能做。”她又说：“本来嘛生一个炉子要多少时间才能生着，他们知道吗？”我说：“这能行吗？”她说：“准行。”我同意这样试试。吴阿姨说：“等他们同意我帮忙，你千万要他们来找我。”
接着我告诉她没有钱买东西。吴阿姨说：“这好办，我还有两千元存款，你尽管用，救人要紧。”
吴阿姨是湖南人，无儿无女，长期给人做保姆。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她在中南局久了，认识很多中南局的人。早在我们被关以前，她看到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就不止一次地说：“哪儿有那么多坏人？我见多了，‘三反五反’那阵，今天一个小老虎，明天又是一个大老虎，弄到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她高高的个子，大嗓门，有湖南人特有的犟脾气。她有很多办法对付红卫兵。有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来查我们平时吃什么，花多少钱。吴阿姨两手叉腰说：“查这个问题要问我，伙食是我管的。”她拿出一个本子，谁也看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要是谈崩了，她会来这么一句：“我是贫农，你们要对我怎么样！”我们的邻居关相生同志被关起来了。她去送饭，做了一碗面，把肉放在碗底，面上放两片青菜。她送去的时候还说一句：“走资派就给他吃点素面。”居然让她蒙过去了。
吴阿姨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对吴阿姨的胆识和机智深信不疑，就照她说的去找了*管会。她估计得一点不错，*管会仍旧要我做饭，而且同意找吴阿姨帮忙。
第二天，吴阿姨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管会果然要她帮忙。她说：“我可不那么容易答应他们。我说：走资派，界线早划清了。经他们好说歹说，我才答应帮忙，但我还钉了他们一句：以后谁要说我划不清界线，我就找你们！”
她马上找人帮忙给我买鸡。那时市场上没有鸡卖，她托人到郊区买，花了十八元买了三只鸡。在那时，这是很贵的了。谁知半路上还跑掉一只。她把鸡炖好，炉子生好，我就做点饭或下点面。我也学吴阿姨，把鸡肉切得碎碎的，放在碗底，上面放一些蔬菜。我很怕这个秘密被发现，每次提心吊胆地去送饭，居然没有被发现。有一次是王维藩同志接饭，他是一位老同志。他故意慢慢腾腾打开饭盒，看了看，悄悄对我说：“刚动手术，你做一点有营养的给他。”
我把鸡肉、鸡汤化整为零放在主食里面，连鸡骨头也一再炖汤，用这汤来煮稀饭。吴阿姨看见我这样，对我说：“你何必这样，自己也吃一点。身子要紧。”这鸡得来这么不易，我怎么敢吃！
以后鸡买不到了，吴阿姨就帮我买罐头肉。刚好是广交会期间，店铺里有一点肉罐头装门面。平时，肉罐头也没有。吴阿姨跑一趟街可以带回五六个罐头，她说：“要多买一些，一过广交会就买不到了。”这样我就积存了不少肉罐头。我心里比较踏实了。又谁知人在倒霉的时候，倒霉的事接踵而来。俗话说祸不单行，好不容易买到的鸡会跑掉一只，吴阿姨千方百计抢购来的罐头，竟然会被人抢走。那一天做晚饭的时候，我一回家，就听见房里有人，心知不好，急忙进房，只见三个小青年正在拿我的罐头，我说：“你们干什么？”他们见来人了，马上就往外跑。我看他们拿的是罐头，急坏了，大声嚷：“你们什么都可以拿，不能拿我的罐头！”他们哪里肯听，三个人像一阵风一样跑了。我追出去，有一个人掉了两个罐头在地上。我再到房里一看，所有的罐头一扫而空。我颓然坐在地上，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交易会过去了，再到哪里去抢购呢？
做病号饭看不见病号，也不知道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送去的够吃不够吃。我只有每次检查退回来的饭盒，从饭盒剩饭的情况来判断，李普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剩的饭多了，我就发愁，唯恐他病情有变化。我对胃穿孔、动手术这些完全没有常识。因此，我很怕米里的沙子没洗净。我想，这沙子要是吃进胃里，碰到伤口不是又要穿孔了？怎么办呢，我每天用手帕包一包米带到办公室。我被关在办公室，晚上也住在那里，只有做四次饭的时候，允许回家四次。我把米放在抽屉里一颗一颗地拣沙子。桌面上放一本“毛选”，一有动静，马上把抽屉关上，让人以为我在看“毛选”。
那一段时间，我全副身心集中在做这四顿饭上面。宣传部一位司机，是造反派，这时是*管会的人，时不时地要到我那里检查一下，还要训斥两句：“做一顿饭要那么多时间！”我照例不理。我心里有底，反正你们没人做，是你们要我做的。
年，我们由广东调到北京工作。在离开广州之前，我和李普都到中医院检查身体，遵医嘱住院作一些治疗。医生拿出李普的病历给我们看，其中开刀的那一份第一行写着“患者系监护对象”，后面打了三个很大的惊叹号！
本文选自《红色记忆》，沈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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