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劈山救母”的古老传说，后来被改成了电影《宝莲灯》，其中为孙悟空设计了这样的台词：“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要知道，我就是把天捅个窟窿也要把他们找回来！”相声大师侯宝林肯定也困惑过、苦恼过，因为他不知道父母是谁，也没人告诉过他父母是谁。
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即使他成年后也没办法、没线索去寻找他的生身父母。
年轻的侯宝林侯宝林记得5岁的时候，他坐上了火车，从天津来到了北京，带他坐车的是他的舅舅张全斌。
侯宝林后来回想，走了不太久就到了北京，估计自己可能是从天津来的。
天津，一个水陆码头，一个以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大麻花丰富着我们视觉和味觉的城市，同时也以其丰富多彩的曲艺品种丰富着我们的听觉。梅花大鼓、天津时调、京东大鼓、铁片大鼓等曲种让二三十年代的天津笼罩在“砰砰砰”的鼓声中。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相声又在这片土地上迅速崛起。
侯宝林在那个时候又回到了天津，并在那里成名立万。
天津给了他生命，是他朦朦胧胧猜测的；天津让他成了相声名家，确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
也许，冥冥之中，他就属于天津。
把侯宝林从天津带到北京的，并不是他的亲舅舅，而是他养母张氏的弟弟。
张全斌在北京是个低层次的小人物，职业是“跟包”，专门伺候角儿的。
张全斌至死也没向侯宝林交代他的身世之谜，这对侯宝林来说不能不是个遗憾。
侯宝林的养父侯连达，在警官学校做过杂务，又当过厨子。
这样的境遇当然使侯宝林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后来回忆：“我第一次接触艺术是听夯歌。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听过其它音乐吧，那简单的夯歌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有时，我能站在门槛里面傻傻地听上几个钟头。
”夯歌是一种劳动歌曲，是建筑工人打夯时即兴演唱的，目的是使动作协调一致，鼓舞干劲。
这样的“民间音乐”以“艺术”的名义，感染了六七岁的侯宝林。
几个钟头，小小的他都不觉得单调与乏味。
为什么呢？只能说，在侯宝林灰暗的童年，能够慰籍他好奇心的物件真的不多。
“夯歌”听得着，看不见，更拿不到。
能拿在手里把玩的物件，是一杆“小秤”。
官宦人家剩下没有一点用处的香烟筒当做废物扔掉了，侯连达就捡回来几个小铁碟，在上面凿三个眼儿，拴上三根线，再将三根线拴在筷子上，另捡个铁玩意儿当秤砣，这就是杆小秤。
这杆小秤成了侯宝林最高级的玩具，也是他唯一的玩具。
因为是唯一的玩具，所以他备加珍惜。
在该享受教育的年龄，侯宝林没有机会走进学校接收正规教育，他只上了三个月的义学。
三个月后，免费班结束了，他只能呆在太阳下，看着有钱的孩子继续上学。
12岁的侯宝林在古老而动荡的皇城里忍受着饥饿。
不得已，家里人送他去学戏。
学戏是学一门手艺，也是一种教育，但这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
学戏，还要家里给老师写字据，近似“卖身契”。
字据里说：“投河觅井，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干。
中途不学，要赔偿损失。
”侯宝林后来说：不就是学戏吗，干嘛写得那么厉害呀！因为那时候学戏叫“打戏”，假如你经不起打，就有可能寻死，所以要写明这样的话。
12岁的侯宝林，开始跟着师傅，在“天桥”混自己的人生。
天桥演出每天，天不亮侯宝林就起床，生火点着炉子坐上水，然后跑出门喊嗓子。
一边喊着嗓子，一边想着家里的大水壶，万一把水壶烧坏了，准得挨打。
扫院子、倒垃圾，都要轻手轻脚，惊醒了谁，后果也是严重的。
干粗活得轻手轻脚，干细活更得提心吊胆。
例如烫茶壶茶碗，将水烧热后，将茶壶、茶碗放到里面烫洗，有一点儿茶锈不行，碰坏了一点儿也不行。
老师喝着茶，给徒弟们吊嗓子，完了再教新东西。
学戏的孩子们都提心吊胆的，因为每次挨打总是从这里开始。
侯宝林的精神比洗茶具更集中，唯恐自己学得慢、记不牢。
买东西，吃完饭，就要到场子里卖艺。
大师哥是个软骨病，侯宝林还要背着他来回来去。
演出从午饭后一直到晚饭前结束。
接着去各胡同、大院去卖唱，一直串到午夜回家，天天如此。
整天的颠沛流离是侯宝林切肤的疼痛。
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天桥的学艺生活是很苦的，主要是饿。
中午12点钟就得上去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哪能不饿呀？下午4点钟以后就觉得饿了。
有听戏的喜欢小孩子，给你俩铜板，买个烧饼吃。
那我们也不敢，得老老实实交给老师。
老师说了去买个烧饼吧，才行。
老师不说话，那我就只好饿着。
就这样锻炼出了一天吃两顿饭老挨饿的习惯。
”饿着肚子混江湖，这是怎样的江湖？在天桥，说评书，唱鼓书，还有其它卖艺的，这是正经的江湖艺人。
而更多的是相面、算卦、卖假药的，这是坑人骗人的买卖。
而京剧艺术，就混杂在底层市民里。
侯宝林把江湖分成两种，一种是能说会道的江湖术士，一种是卖艺为生的街头艺人。
他把自己和前一种人严格区别开来，他不希望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
因为他从心里鄙薄江湖术士，他渴望获得社会尊重。
学戏三年，师傅离开北京，15岁的侯宝林被打发回家，身上只有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
即使这样，侯宝林依然很感谢师傅：“应该感谢我的老师，是他把我带进了艺人圈，在学习方面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对我以后改行说相声有很大好处。
”北京解放后，师傅进了敬老院，侯宝林与老师依旧保持往来。
一个是旧时代的江湖流浪艺人，一个是新社会的著名相声演员。
可侯宝林念及师恩，总尽一份孝心，直至老师病故。
侯宝林学戏回到家里，开明的父亲让他先玩两天。
他跑去鼓楼市场站在戏滩旁看别人唱戏。
打锣的去厕所了，侯宝林就帮人打锣，班主看他这个机灵劲，就让他在戏班里入伙干活了。
这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钟鼓楼一带是繁华地区，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许多民间艺人来此献艺。
这里有相声艺人的场子，侯宝林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听听。
有一次开场，他看见场子里只有一个人在那儿，就说：“我给你帮忙吧。
”就这样，没有师从关系的侯宝林开始了相声演艺之旅。
侯宝林回忆说：“第一次说的相声是《戏剧杂谈》，那时叫《杂学》。
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得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地说下来了。
但是收钱收得少。
”侯宝林又唱戏又说相声，为班主所不容，于是他又回到天桥，在老江湖里混日子。
侯宝林回忆那段江湖生活：“有一个冬天早晨，风把天都刮黄了。
我一看，完了，没地方去了，今天挣不到钱了。
那天刮了一天的风，我身边一个子儿也没有，人家有活干都出去了，我一直躺到下午4点多钟，翻来覆去的还不起床，因为起来更饿呀！……这样像要饭的生活，我足足过了好几年。
”年底，为了进入相声圈，已经在多个场合说过相声的侯宝林，正式拜朱阔泉为师。
相声的拜师分授业和拜门两种：授业是从头教起，至少要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师；拜门则是带艺投师，拜师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相声艺人的表演资格，一般一年算毕业。
侯宝林拜师的目的就是拜门。
拜师一年后，侯宝林和师弟李宝麒出了山海关到沈阳演出，投奔师父的老搭档。
师父给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可见拜师是有益的。
第一次演出，一位少爷模样的人给了一块钱，这可不得了。
后来一打听，这是一家少掌柜的，他不打你，也不骂你，而是给你一元钱，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唱，这算是流浪艺人碰到的软钉子。
更多的时候惹恼了地方势力，不挨打也得挨骂。
一骂，人散了，也就甭跟人要钱了。
后来发生的河南坠子艺人乔立元被带到日本宪兵队灌辣椒水而死的事吓坏了侯宝林，他连行李都没拿赶紧逃回了关内。
后来，有人约侯宝林去天津说相声。
圈内人说：“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
”意思是，不管是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联珠快书、单弦、莲花落，还是相声，艺人都是北京培养出来的，最后聚集到天津，各显其能，排定在圈里的座次。
侯宝林决定到天津去打拼一个江山，于是拉上合作伙伴郭启儒上路了。
与郭启儒表演《关公战秦琼》侯宝林、郭启儒来到天津，白天说的是《空城计》，晚上说的是《改行》。
为了给观众做好铺垫，在说到卖黄瓜这一段时，侯宝林临时在两句唱的头里又加上了两句，就变成了大家熟悉的四句唱：黄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唱完了，观众果然叫了满堂好，这头一炮打响了。
侯宝林在天津呆了五年，艺术上逐渐成长、艺术风格逐渐成型，也奠定了他在曲坛上的地位。
天津五年，侯宝林和郭启儒从“正六”到演“大轴”，迅速崛起，成为与张寿臣、常宝堃、戴少甫、马三立齐名的一流五档相声之一。
这些人都是中国相声界的顶级大师。
侯宝林与马三立侯宝林首开了相声“攒底”的先河，所以老艺人张寿臣说“侯宝林对相声有功”，指的就是此事。
当时就有人写评论文章说：侯宝林是后起之秀中最能叫座者，进步最快……嗓音嘹亮，唱功为相声行第一人，学名伶皮黄最为神似，歌曲亦为拿手，学话剧对白必得满堂彩声，头脑亦较他人新颖，每有新词句加入逗笑之中，精神力气，亦甚充沛。
年，新中国诞生了，相声艺人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保障，于是相声得以摆脱媚俗，真正走向审美。
而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努力并取得最大成就的，就是侯宝林。
侯宝林曾经说过：“北京解放后，我头一回听人家称我们为文艺工作者，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做出一点成绩来，人民就那么欢迎我们，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吃尽了旧社会的苦，所以侯宝林最懂得人民。
他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富一贫，乃见交情。
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我的老师。
”侯宝林有一枚闲章，印文为“一户侯”。
而更多的人以“万户侯”为人生目标。
如诗人李白曾写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陆游也说过：“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许多人对“一户侯”有各种解读，但侯宝林说得很直白；“就是这院里住着一户姓侯的。
”说罢，呵呵笑了。
他要的是一种朴实，一抹平常，一份趣味，一点幽默。
一户侯侯宝林是一个平民主义者，他身上的平民色彩是混江湖给他留下的可贵纪念，不油滑、不奸诈、不奴颜。
在疾病缠身、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侯宝林说：“我的遗嘱只有三句话，尊敬的听众观众，我一生是为你们的笑而活着，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一生都是你们供养的。
”创作观众喜爱的新相声从年冬季开始，侯宝林、孙玉奎、常宝霆、全长保、佟大方、罗荣寿、高德亮、于世德等11人开始酝酿一个相声改进工作，包括成立相声改进小组，成立相声大会，成立识字班消灭文盲并进行时事教育，使个人的文化、政治水平逐渐提高，随之彻底改造相声，以达到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之目的。
相声改进工作得到了老舍先生、语言学家吴晓玲、罗常培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与郭全宝下基层演出侯宝林率先开始了新相声的创作，第一个段子叫《婚姻与迷信》，是为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而创作的。
现在流传在我们嘴上的“大丈夫”、“大老爷们”、“大胖小子”、“小丫头”、“小媳妇儿”，就是这个段子为我们整理出来的。
为配合宣传取消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侯宝林又创作了同名相声《一贯道》。
其他的，老舍、马三立、孙玉奎等人，或改编或创作，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拿出了31个段子，创造了相声艺术史的一个高峰，一个里程碑，一个辉煌盛世。
史家这样评价：“正是有了以侯宝林为先锋和代表的一批相声艺人的不懈努力，以及新时代赋予相声艺术的新使命，相声才在20世纪50年代不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了自身艺术自觉的历史性转折。
侯宝林因此而被公认为相声艺术革新创造的勇士，新相声的奠基人。
”受到毛主席接见在新相声的发展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吴晓玲教授深刻地影响了侯宝林乃至中国相声的格局。
吴晓玲鼓励侯宝林在演出之余适当向研究领域倾斜，至少要注意研究。
一次他俩逛书摊，在破筐中发现一部《笑赞》，吴晓玲知道这是古代笑话书，十分罕见，就劝侯宝林买下来。
还有一次也是在旧书店，侯宝林看到《博笑珠玑》，一本古代笑话书，可是没钱买，老伴儿就卖了皮大衣换得这部书。
年，侯宝林正式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他和郭启儒表演的《夜行记》、《戏剧与方言》、《妙手成患》、《戏剧杂谈》等一批经典作品，借助现场、广播、唱片，开始风靡全国。
年，“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在窦店琉璃河农场劳动中由于胃穿孔去世。
第二年，合作了20多年的郭启儒也丢下侯宝林独立走了。
一样的穷苦出身，一起奋斗多年的老同道，那个相声的江湖是大家一起趟过来的，这个相声的江山是大家一起打出来的。
不管是江湖还是江山，都要由侯宝林来收拾了。
侯宝林心中无比悲楚。
接收北大教授聘书年，毛泽东亲自提名侯宝林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年，侯宝林为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录制了《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改行》等12段相声。
年6月15日，侯宝林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聘书。
他说：“我从演出转为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只能边学边干。
今后要到必答开课，我的学习人物就更重了。
”同年，《侯宝林相声选》和《曲艺概论》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
年《相声艺术论集》出版，侯宝林奔走呼吁建立专门的相声研究机构。
侯宝林与刘宝瑞、马季年，已经68岁的侯宝林重返舞台，他试图以自己的严肃认真重新拯救曲坛。
他忧虑地说：“真正的艺术不值钱了。
武打相声、三怪相声、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一个大胖子，仨人上台合说，靠形体的奇怪搞笑，这是一种病态！极少数相声演员台上一站，就七姑八姨从头骂到尾。
看到这些现象，我就想咱们的相声还是应该健康发展。
”侯宝林曾对作家管桦说：“我有个野心，要把相声提高到文学的高度，使相声进入文学的领域……”。
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说了50年的相声，但是说句老实话，还没摸着相声的底呢！在舞台上还没解决的问题，我要到案头上去继续研究。
我现在常想：相声艺人里头出了教授，这是整个相声界的光荣。
可是不能只有一个教授呀，能不能再出几个？我死了以后能不能有人接着搞这一摊？”给于连仲、于春早授课年2月4日，侯宝林病逝，享年75岁；年2月1日，马三立去世，享年90岁；年7月2日，郭全宝去世，享年82岁；年12月20日，马季去世，享年72岁。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记录，在侯宝林去世后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相声巨星纷纷陨落。
尤其是马季去世后，人们惊呼：“曲艺界失去了领军人物！”侯耀文曾公开表示，从马三立、侯宝林等大师离去后，相声界本来就没有领军人物。
现在挑起争论的、更年轻的侯耀文也走了。
“相声，我为你哭泣！”成了一句流行语。
侯宝林与侯耀文大师已经远去，只把江山留下。
而这个江山没有人去守卫，会重新沦为江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