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个医院看白癜风好些 http://baidianfeng.39.net/a_yyxw/250330/e5vcp00.html文者其人
崔港珠，女，年7月生于香港。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页）。-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三，父亲去世的风波
年冬我从农场管理系二部转入农学系不久，二哥一连用四封电报告诉我父亲病危，催我回北京。我对多年瘫痪在床，能走动了又不出去工作的父亲本来就十分反感，因为那时单纯的我，并不知道解放了的新中国也仍然有失业的找不到工作的。那时我正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比着保尔说父亲：“保尔残废了还想着为国家出力，您不劳而食，过寄生虫的生活，不如死了。”这次若不是学校叫我回家，若不是没接到第四封电报不知他已死，我也许根本就不回去了。丈夫与我同行，半夜三更到家，知道父亲已死了六天，过几个钟头就要去埋葬了。妈妈对我说：“打开棺材看看你爸爸吧！棺材我给你留着缝儿呢。”我说：“不看。”妈妈伤心地说：“你爸爸临死前一直睁着眼睛四处找你，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还不住的港、港、港的喊你，我告诉他你就快回来了，等着吧！可他到底也没等上，为这你还不该看看他？”我还是说：“不看！”棺材只好钉上了。
这是年12月。大哥向姚科林通报我们家的情况（作者提供）
这是年5月，我大哥发给我的也是就我父亲去世以后怎样认识我们家的事情改造思想。（作者提供）
一辆敞篷的大卡车在吼叫的北风吹动中，把父亲的棺材和我们全家人一直拉到北京市第三人民公墓。没有墓碑、花圈、烧纸和贡品；没有请和尚念经；没有白布缠身披麻戴孝，只是每个人左臂戴黑纱，脚上穿一双缝了白布的棉鞋。下葬前妈妈说：“都跪下，给你爸爸磕个头！”两个姑爷在土坑边拿着铁锹等着，那就是我丈夫和我姐夫。我们八个子女站成三排，我和大哥站在最后一排。前面两排的都跪下了，只有我和大哥没跪下，我问大哥怎么办？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下跪，你怎么办我不管。”我想我是共青团员也不能下跪，我不给资产阶级当孝子贤孙。可是妈妈的眼睛冷冷地逼视着我，我动摇了，在我刚刚跪下一条腿，准备再跪下第二条腿时，前两排的兄弟姐妹已磕完头往起站了，我也就跟着站了起来。当棺木缓缓落入那个事先挖好并已渗出一尺来深水的沙土坑时，妈妈大声哭着说：“没有把你火葬了，到把你水葬了。”我知道她也是在同时责备我，因为是我质问她为什么不火葬的？
第二天，街坊四邻都说我们办的太简单了，而且我们家连父亲的一张遗像都没挂，他似乎从未照过单人照片。大哥说：“邻居们的指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表扬，只有这样，我们心里才能得到一点安慰。”可是我那爱憎分明的婆母，在接到我们回来的信后，突然从天津来我家了。她指着我丈夫，当着我们全家人面说：“你上这儿凑哪门子热闹？你给谁当孝子贤孙？他们家黑，咱们家红，你不是不知道！你真是气死我了！”似是晴朗的天空响了一个惊天霹雷，我第一次感到问题的严重。
关于我们家“黑”、他们家“红”的话，我丈夫也说过。我妈妈听见了，她一直记到年底我丈夫病逝时。妈妈几次要到天津看他，我不愿80岁的白发老母，为62岁的黑发姑爷送行，因为在十年前她已送走了与我丈夫同龄的52岁的二哥。当我把一切后事办完，拿着遗像回北京给妈妈看时，她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委屈地说：“我就是想问问他，我们家怎么黑？他们家怎么红？”我无言以对。
我看着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钟表、大玻璃柜子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为了生活，十一岁和八岁的两个弟弟，在用电光纸和秫秸杆做小风车，从学校放学回来直做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第二天让妈妈去给卖了换钱买学习用品；十四岁的妹妹上大街去捡煤渣，到城外农村去挖野菜，我的心里一阵酸楚，而且据说父亲也是吃野菜吃的胃穿孔。想起解放前几年，我和姐姐、表姐因家境贫困，常拿着旧衣服等在大街上摆小摊，乞求过往行人能买下我们的衣服。有一次因为卖东西上学迟到了，挨了老师打了三下竹板子，并因为不能按时交学费被撵出了校门。那种生活实在太可怕了，为什么弟弟妹妹小小的年纪也要过如此艰难的生活呢？他们正在长身体，正在上小学，应该得到比较好的条件。我做姐姐的应该帮他们一把。
说真的，我从来没去过贫苦人家，没见过黄世仁，没挨过穆仁智的鞭子，我不知道贫苦人家苦到什么样子。只是在我的高中同学中，我觉得我是十分穷的，只为学校每月八元钱的伙食费我经常不能按时交，而被学校不让我住校了，我只能每天带饭、来回路上要骑将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同学，不少戴着手表，还经常花钱买一种叫“东方红”的三色奶糖吃。有一次她们送给我一块，我舍不得吃，放了好几天，终于还是进了嘴里。真好吃，经不住诱惑，我悄悄拿了一角钱去买，交钱时才知道一角七分钱一块，我狼狈地从商店退了出来。她们还经常课余去看电影，莎士比亚的名著《奥赛罗》、《第十二夜》、《罗米欧与朱丽叶》等一部接一部的上演，那时的电影票是两角五分和三角两种，我是多想去看啊，可是我没有钱。因为我怕别人笑话我穷，每当同学们问我去不去看电影时，我总是找理由不去，以后自己设法去搞中苏友协文化馆办的不花钱的音乐欣赏会或文学讲座会的票，每次会后都白看一场苏联原文版电影。直到每次去要票时给我票的那个男人，有一次看完电影我要回家时，那个男人说：“天太晚了我送送你吧。”在电车上，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我吓坏了，从此再也不去了。
现今伙食费涨了，就连我在穷乡僻壤的北大荒上大学，一顿饭除了一个窝头就是一大勺冻白菜汤、萝卜汤，偶尔也能吃上土豆片汤，每个月的伙食费还要十三块五角，更何况北京城呢！妈妈哭着说：“这儿哪家不是人均二十元钱还吵吵着不够花呢！我这点钱够干什么？”
由于年和年妈妈又生了两个弟弟，家里人口增多，父亲又常年有病，家里原来在大方家胡同住的大院子早已在年卖了，在北新桥附近买了现在住的小院子，用剰下的钱补助生活。后来钱又花的差不多了，当时家中只有靠未婚的二哥当工人挣钱，维持一家生活和四个弟弟妹妹们读书。而二哥和姚克同岁，我这个当妹妹的已经结婚一年了，而二哥为了养家，不敢结婚。大姐没上高中就找工作出嫁了；表姐没敢考高中，而考了免交学费的教师进修学校，去了茶淀青年农场；懂事儿的大妹妹初中毕业没敢考高中，就上了免交学费的护士学校；二妹妹还小在读初中；父亲病重医院数百元钱，加上买棺材及安葬费已债台高筑。我既为弟弟妹妹们的懂事、进步而高兴，又为家境的彻底破落、维艰伤心。我随着妈妈一起哭了，我丈夫拿出八十元钱交到我母亲手上。
回到学校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接受了学校部分教材的刻写任务，我终于凑够了十元钱寄给了弟弟妹妹。信上说：“以后晚上别再做小风车了，多念点书。”没想到这杯水车薪让我丈夫知道了，他说：“你牺牲了休息时间去救济那个家庭，你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在感情上与资产阶级家庭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扯不断理还乱。”他还说：“你看我拿出八十元钱给岳母，心里挺高兴，像长了你的面子，可后来大哥批评我，那钱根本就不该给。你怕你的弟弟妹妹受苦是什么感情？他们的困难只是比过去生活差了些，是富裕人家的困难，和北京平均每人每月只有八元钱的生活费怎么比？（后来我知我家人均约十一元钱。）你要明白，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就应当替他们的父辈承担罪责，就应当过苦的生活。他们还吃着‘定息’，那不是剥削又是什么？”
说起吃“定息”这件事，我原来真不知道。我从不打听家里每月有多少钱，二哥挣多少钱。就在父亲病逝后那几天，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张七十五元的汇票，是我接到的，当时我看到的汇票是七十五元。（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在山西那个“领息”本上看到领取八十五元，是否是代领人扣了邮费和劳务费呢？）我很奇怪就问妈妈谁寄的钱，妈妈说是山西发的“定息”，我说是每月寄一回还是每季寄一回？妈妈可能因为父亲的死，脑子太乱了吧，她说：“每月，不对，是每季吧。”我丈夫说：“你看看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家人还瞒着骗着，‘定息’的事儿，你不是今天才知道吗？到底是每月还是每季都不说实话！”可是不要说那个人人不认钱的年代，就是现在有多少家的孩子，知道他们家一共有多少收入？父母挣多少钱？还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是什么收入？又是多少钱？可是丈夫批我，我却不能反驳。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好的孩子不了解家里情况，便是无产阶级家长不愿让孩子分担家里的困难。我丈夫年“肃反”时被审查，就是因为他母亲没有告诉他怎样千辛万苦攒钱买的那两间半房子。而“出身”不好的孩子不了解家里情况，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家长有意隐瞒家里的剥削，故意不让孩子知道。
但是至今我也不太明白“定息”剥削的含义。四十余年后我终于看到了那张“股票”、“领息凭证本”和一封信，那是年大弟弟去山西插队时母亲交给他的“股票”和信；“领息凭证本”是山西那个每季代替领息的人交给弟弟的。不知弟弟是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他在山西经历了十五年之后，又把这些东西连行李一起带回来北京，也许这些东西送到历史博物馆更合适。那张“股票”印制的非常好，正面上写着：“股东崔仲元，投资金额人民币元8角5分整。”背面写着，“本股票定为年息五厘，本股票年元月起息，每季发息一次，金额85元2角3分整。”我妈妈是家庭妇女又没念过书，她也不知道这张股票管多少年用、还是否永远付给利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请别人代笔给山西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现在正是全国展开‘兴无灭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认识到这是一场消灭资产阶级的大好事，也就是我们诚心诚意拥护政府的英明指示，革去我们过去当‘资本家’的命的时候了，因此我将原来投入你公司的‘股票’寄给你，请你们查收为妥，专此寄上‘股票’一张。顺致革命敬礼。崔仲元的爱人宋玉贞寄，年8月22日。”
那份“领息凭证本”上记载了自年7月至年7月，每月领息金额和经办人盖章，前后十年共领取了.43元，是股金资本的50%。在当时，就连开小店的所谓小业主都认为是剥削，更何况不干活白领钱呢！可是我又在想，年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的是国家采用“赎买政策”，实际上十年定息只拿回了原资本金的一半，那元爷爷的血汗钱就没了，还说是我们“剥削”，我们剥削谁了？如果这笔钱存在人民银行里呢？不但有利息还保了本，那也叫“剥削”吗？
妈妈本是想把“股票”交给国家，从此不再当“资本家”了，可她哪里知道她交“股票”时正是十年定息到头的日子，那张“股票”从此作废了。而“资本家”出身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年12月入党时。当填写入党志愿书时，组织上才告诉我的“家庭出身”是“工人”，且没有“海外关系”。
我丈夫继续审判我，他说：“你认真的想一想，岳父病逝为什么不火葬，要搞铺张浪费的土葬？这不是资产阶级爱讲排场，讲气派的作风吗？岳母诺大年纪还烫着头穿花衣服，这不是资产阶级生活又是什么？大姐结婚还照个婚纱照，这不是腐蚀共产党员的大姐夫又是什么？你还要给岳父下跪……”丈夫一连串的批判像飞机扔炸弹一样，向我头上抛了下来，吓得我再也不敢刻钢板给弟弟妹妹寄钱了。可是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脑子里消不去。而且，穿花衣服烫头发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生活吗？我们逃难出去在香港住了好几年，回来又在上海、广州住了半年，当地人的习惯就是烫头发穿花衣服。爸爸死时妈妈才46岁，怎么就不能烫头发穿花衣服呢？如果是无产阶级烫头发穿花衣服，又怎么解释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