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家白癜风专科医院好 http://baidianfeng.39.net/杜甫的离世，有两种说法，一说杜在未阳吃了县令的牛炙白酒，因而“饱死”，亦即“胀饫而死”。一说杜在未阳为江水溺死。这两种说法在杜死后不久，即已流传，但不见于正式传记，只是些私人笔记及诗上曾提到过，现在就以距杜甫时间最近的李观及韩愈二人的著作为例。李观是唐德宗贞元时人，和韩愈同时。他二人同是否认饱死之说而主张杜甫是溺死的。可见饱死之说来得更早。
杜甫是代宗大历五年死的，距德宗贞元不过十余年，所以可能杜甫死后不久，饱死之说便流传了。李文在史实上有极大错误，其所说玄宗诏求杜甫一事的荒诞可笑，粗知历史者即可看出。《过子美坟》一诗又不见于韩愈的本集。因之后人疑二人的作品为伪作。其实即使真是二人所作，也不是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李文之荒唐，直是小说家言；韩诗也乏证据，而且那首诗坦白自称其目的在为杜洗刷“千古丑声”，当然是一篇基于情感的作品。所以溺死之说，证据极其薄弱，令人难以置信。
关于杜甫事迹最早最可靠的史料，当然要算宪宗时元稹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但铭里并未言及杜的死因，只说杜“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这铭是杜的孙子嗣业拜托元作的，对杜的死因，可能有所隐讳。此书比较具有历史价值，至今仍为研究唐史的重要参考书。从文字及内容上看，与两《唐书》的《杜传》大致相似，可能是两《唐书·杜传》的蓝本。
即使不是，两《唐书·杜传》必另有所本，而《明皇杂录》也必不会没有根据。既然正史和比较正式的记载都说杜的死与酒肉有关，那么这个说法，大致是可信的。但我只承认杜甫的死“与酒肉有关”，却不相信杜是“胀饫而死”，因为以酒食致死的原因很多，“胀饫”并不是饮酒食肉后惟一可能引起的病症。我写此文的目的，是在对杜因饮酒食肉所引起的病症作一合理的推测。对于正史的记载，不是翻案文章，只可说是一种补充或注脚。传里说杜于严武死后“游东蜀，依高适”，而据同书《高适传》说高适死在严武之前三个月。又说“崔宁杀英义”，其实杀英义的是崔旰。
又说杜“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其实杜在江陵住过半年。最可笑的是说杜死于永泰二年，竟然擅自为杜减去四年的寿命。杜集中明明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四十韵》的诗，可见为他作传的人，竟连他的诗也没有看见过。因为这些错误，使后人连带对此传所说杜甫的死因，也难免怀疑，这当然是不足怪的。新《书》对杜甫死因所以仍保留旧《书》的说法，当然是因为没有证据或理由来推翻它，还是史家应具的正确态度，同时更可加强旧书说法的正确性。可是后人对杜甫的这种死法，总表不满。清人仇兆鳌就说过“牛酒饫死之惨，旧史既诬于殁后”，好像说老天爷断不会让杜甫死得那么不体面，而是作史的人故意与他为难似的。
这种看法，当然是由于过分爱慕杜甫而起的。至于由来已久的溺死之说，本来也是为爱护杜甫而产生的，不料后人仍难满意，认为“此欲雪牛酒饫死之冤，而反加以水淹身溺之惨，子美何不幸罹此奇祸！”。言下大有非给杜甫安排一种好的死法不可之意。可是要完全推翻正史的记载，谈何容易，更何况是情感用事的论证！在一筹莫展之际，乃有人转而着重考证杜甫去世的地点。
因为如果证明杜不死在未阳，便可间接证明杜不是在未阳饫死或溺死，那么至少也可以弄一个“死因不明”。《杜诗详注》曾繁征博引，翻覆申辩，认为杜甫在大历五年的秋天或冬天，业已离开未阳，决不是那年夏天死于未阳的。关于杜甫死于夏天的说法，其说不知来自何处，正史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至于仇注所说杜的《过洞庭湖》一诗是大历五年杜自未阳回乡重经洞庭湖时的作品，此点大有问题。此诗据说本出无名氏之手，后人编入杜集。这且不论。即令果真是杜的作品，诗中所谓“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两句，乃是夏天景象；杜预备于大历五年暮秋返乡，他怎可能在那年夏天即已过洞庭湖。由此可见，这首诗决非杜甫北归之作。
又仇说杜的《送李衔》诗是大历五年冬在长沙作的，也说不通。杜既于秋天告别湖南亲友，却又在那年冬天在长沙为别人送行，已觉有点离奇；同时诗中对他本人返乡的事，只字未提。诗中“竟非吾土倦登楼”一句，也像是在那里寄寓许久而非过路的口吻。仇又引此诗的“与子避难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二句为证，说从乾元二年冬天杜甫避难同谷县起，至大历五年秋天，是“十二秋”。仇把诗中的“秋”字当作“秋天”讲，本身先站不住，因为从乾元二年冬天到大历五年秋天，其间只经过十一个秋天，而不是“十二秋”。这个“秋”字，如果作年字讲，如“三秋”、“千秋”的意思一样的话，倒还说得过去。因为杜甫从大历四年夏天直到五年春天，都在潭州。
从乾元二年到大历五年正是十二个年头。所以《送李衔》诗可能是大历四年深冬或五年年初作的，但决不是五年冬天的作品。仇又以“三霜楚户砧”来证明杜在大历五年秋天还活着，这本不成问题，因为正史及比较正式的杜甫传记上，都没有说杜死于夏天。但却不能以此证明杜不死于未阳。
至于王彦辅《麈史》以《登舟将适汉阳》及《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二诗来证明杜甫于大历五年秋已离未阳，更无理由，难道王连“将”字的意思都不懂?综合以上各点，可知以杜诗证明杜甫于大历五年秋天或冬天已离开未阳的说法，实难成立。此外又无其他材料可以证明杜不死于未阳，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正史所载杜死于未阳的说法了。再看杜甫是否因吃了未阳县聂令的酒肉而致死的呢?我说是的。杜甫于未阳阻水，聂曾送给他酒肉，杜并曾以诗答谢，诗题是“聂未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
后人以为“若果以饫死，岂复能为是长篇”?这话只能证明杜并非于阻水被救后吃了聂的酒肉当天便死的，但聂既与杜有旧，而杜又贫困无依，聂送给杜酒肉，当不止一次。“令尝馈牛炙白酒”一语的意思是说聂令“曾经”送给杜酒肉，当然是指的另一回事。如果是指聂令于杜甫被救当天送给杜酒肉，那个“尝”字，便用不着。所以聂令于杜甫被救时送杜的酒肉，决不是杜甫吃了因而致命的“牛炙白酒”。《新唐书》所说杜的阻水和杜的吃酒肉致死，只是杜的两件事实连贯的叙述，其相互之间并不发生关系。《明皇杂录》也明明说聂令送给杜甫两次酒肉，一次在杜阻水遇救后，一次在杜“羁旅于衡州未阳”时。所以杜甫无疑的并非死于阻水遇救后的当天晚上。
但我们却不能断言杜甫的死与聂令的酒肉无关。我们既无法否认杜因吃酒肉而致死，那么杜是否即是“胀饫而死”呢?我认为不是的。
“胀饫”二字，正史根本没有提到。而且“胀饫”并不是饮酒食肉后所可能引起的唯一病象，至于“胀饫而死”，更是极少见的事。这事唐人即表怀疑，韩愈的《题杜子美坟》就说：“当时处处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饮酒食炙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虽然他的“杜甫溺死说”缺乏证据，但这个问题，问得真有道理。据医生说，饮食过量所引起的病症是“急性胃扩张”，可使患者痛苦，而不足以致命。
除非患者平日患有严重的肠胃病如肠胃溃疡等症，因饮食过量而使肠胃穿孔，才有致命的危险。再看杜甫，虽是个“多愁多病身”，胃口却极好，在他的诗集中，有许多与人饮宴的诗，如果有肠胃病，怎还能大吃大喝?“胀饫而死”的说法，既不见于正史，从医学上看又极少可能，我们当然不能对它相信。这种说法，自然是后人的一种错觉，认为“饮酒食肉而死”即等于“胀饫而死”，当然是不正确的。
